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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話題三] 古代的漢民族共同語
發表日期:2015/1/4 12:08:02   瀏覽次數;

《話說推普》

 

袁鐘瑞

 

[話題三]  古代的漢民族共同語

 

“您這大題目不是《話說推普》嗎?怎么說了半天方言,還沒說到普通話呀?”

是啊,該說說普通話了?墒,因為普通話是現代漢民族共同語,所以在說普通話之前,我還想跟大家聊聊古代的漢民族共同語。

我們的民族共同語經歷了從雅言、通語、天下通語到官話、國語、普通話的漫長歷程。

中國自古以來就是一個地域遼闊的大國,而且有記載的方言分歧早在春秋戰國時期就已經存在而且相當嚴重了。當時中原地區管“虎”就叫“虎”,可是地處長江中游的楚國卻叫“於菟(讀作wūtú)”!睹献印防镎f:“有楚大夫于此,欲其子之齊語也。一齊人傅之,眾楚人咻之,雖日撻而求其齊也,不可得矣。引而置之莊岳之間數年,雖日撻而求其楚,亦不可得也!贝笠馐钦f,有個楚國官員想讓他的兒子學會齊國話,請一位齊國人教兒子學齊國話,可是周圍的楚國人都說楚國話,實際上是干擾他兒子的學習,雖然每天都嚴厲地督促他兒子努力學習齊國話,卻總是達不到目的。而吧他兒子送到齊國的莊岳住了幾年,就學會齊國話了,這時再每天嚴厲督促他學楚國話,卻又學不會了。孟子用這個例子說明環境對人的影響是巨大的,甚至是不以認得意志為轉移的,我們卻從這里了解了早在孟子那個時代,方言分歧已經是很嚴重了,而且這個故事還告訴我們學習語言必須有一個良好的語言環境。

春秋戰國時期與方言同時并存著天下共同語,叫做“雅言”。這也應該是情理之中的事。你想啊,當時天下百家爭鳴,論辯和游說十分盛行,法家、名家、墨家、儒家、道家、陰陽家、縱橫家、雜家、農家各派人物周游天下鼓吹自家學說,能說別人不懂的家鄉話嗎?只能說天下各國都聽得懂的雅言。蘇秦、張儀奔走七國宣傳合縱連橫也必須說雅言。記載孔子言行的《論語》里說:“子所雅言,詩、書、執禮,皆雅言也!笔钦f孔子在誦讀《詩經》、《尚書》和主持典禮的時候,都是說雅言而不是說自己的家鄉話魯國方言?鬃佑衼碜蕴煜赂鲊摹暗茏尤,賢人七十二”,可以推想孔子在講臺上一定是說雅言而不是說魯國話。早在春秋時期就已成集的《詩經》,收集的是自西周初年至春秋中葉大約500多年的詩歌305篇。如果我們注意到這些詩歌來自如今陜西、山西、山東、河南、河北、湖北各地,大多數來自民間創作,本來應該反映出各地方言語音的差異,但經過文人(例如孔子)的修訂和刪改,在押韻方面已經很成熟,說明《詩經》是用當時的共同語雅言定稿的。

著名語言學家林燾先生在《普通話和北京話》一文里告訴我們,從周朝到秦朝,王室每年秋天都要派官員到全國各地去搜集地方歌謠和方言,集中保存在朝廷的“密室”(檔案室)里,可見當時的統治者是十分重視方言的,可惜這些寶貴的資料在秦末戰亂時全部散失了。西漢末年,著名的文學家揚雄見到一些殘存的資料,就以這些資料位基礎,向全國各地來長安的人作廣泛的方言調查,用27年的時間編成了《方言》,這本書記載了大量的方言詞語,并且一一加以解釋。全書的第一條是:“黨、曉、哲,知也。楚謂之黨,或曰曉;齊宋之間謂之哲!庇谩爸眮斫忉尦䥽摹包h、曉”和齊、宋之間的“哲”,說明“知”是天下大家都懂得的詞,是共同語,而“黨、曉、哲”則是方言。從這里我們可以看出,當時必是各地方言與天下共同語并存,《方言》也確實多次使用“通語”、“凡語”這些詞。這些都能證明早在兩千多年前就有共同語與方言并存。

當然,古代的共同語(雅言、通語)跟今天的共同語(普通話)還不能說完全是一回事。我們說的不同,并不是說雅言、通語和普通話的語音、詞匯、語法有差異,古代的共同語跟今天的共同語在語音、詞匯、語法方面當然有巨大的差異;我們所說的不同,是說古代的共同語并沒有像今天的普通話一樣在語音、詞匯、語法等方面有明確的規范標準,只是大家能夠聽懂即可,而且古代的共同語只為數很少的士大夫階級服務,只在王室宮廷和讀書人的書齋以及一些商賈圈子里流通,跟今天的普通話通行全國各地,為廣大人民群眾所掌握,為社會經濟、政治、文化和人民生活服務,是不能相提并論的。

漢代以后至宋代,雖然沒有指代共同語的一個名詞,但是共同語是一直存在和應用的。今天我們用普通話誦讀唐詩宋詞,覺得大多數作品在音韻上都是很美的,只是少部分作品好像押韻不太嚴格,有的平仄有點問題,是不是唐宋的詩人們不太注意詩詞格律呢?其實不是。因為古代至現代,語音變化很大,例如古代的入聲字在今天的普通話里都分別派入陰陽上去四聲了,聲母、韻母都有不小的變化。唐宋詩人們用的是他們那個時代的音韻,而且不管原作者的籍貫是哪里,他們在音韻格律上倒是高度一致,因此我們也能斷定唐宋時期仍然存在著一種能跨越方言障礙的天下通語。事實上,從魏晉六朝歷經隋唐南北朝到宋朝,雖然沒有出現新的類似“通語、凡語”這樣的共同語的新名稱,但是產生了大量供寫作詩詞韻文使用的韻書,比較著名的有魏·李登的《聲類》、晉·呂靜的《韻集》、梁·沈約的《四聲譜》、隋·陸法言的《切韻》、唐·孫愐的《唐韻》、宋·陳彭年等人的《廣韻》、丘雍等人的《韻略》等等。韻書的作用是正音,以何為正?當然是通行天下的共同語,決不會是一方之言。

漢代以前的共同語有“雅言、通語、凡語”之稱,明清以后的共同語有“官話”之稱,而這中間自魏晉六朝至唐宋之間卻沒有對共同語的稱呼,我想這原因是,漢代以前(具體說是漢武帝之前),天下一直處于從奴隸制社會到封建社會過渡的大動蕩、大分化、大改組的狀態之中,社會盛行“合縱、連橫”、周游列國游說辯論、聚天下才子論道講學,而且人才靠的是自由競爭,因而口才之學繁盛發展,孔子、老子、晏子、孟子、莊子、荀子、韓非子、許行、孫武子、孫臏、藺相如、毛遂、曹劌等等,無一不是口若懸河的演說家!睹献印、《戰國策》、《史記》等典籍都記錄了不少論辯的精彩場面。然而漢代以后,大一統的封建制度日趨牢固,自給自足的小農經濟日益發達,人們的橫向交往越來越少,人才的選拔也越來越不重視口才(從舉孝廉、九品中正制的舉薦到索性以一篇八股文定終身),共同語的社會需求相對減少,共同語的社會影響自然漸趨縮小,以致縮小到沒有一個固定的稱呼。到了明清時代,資本主義萌芽開始萌動,城市、商業、戲劇、小說乃至對外貿易都日益繁榮,甚至西方殖民主義者或者炮艦相見,或者教會傳教,西方科學漸漸東來,我國社會對于民族共同語的需求再次上升,民族共同語終于又引起人們的廣泛關注,有了一個“官話”的稱呼。

古代共同語的語音、詞匯、語法雖無明確的標準和規范,但一定是以當時的統治中心的方言為基礎的。自商周直到北宋,我國的政治、文化中心一直在黃河中游的長安、洛陽一帶,因此雅言、通語應該是以長安、洛陽方言為基礎,或者說大體是當時的長安話、洛陽話。到了北宋、南宋以及同時代的遼、金,天下的政治、文化中心東移,而元、明、清以來的800多年間北京一直是首都,所以中古以后的共同語,有了較大的變化。普通話就是元代以后的共同語發展而來的結果。

元代定都在大都,就是今天的北京。元代朝廷規定學校教學要使用以大都語音為標準的天下通語。元代盛行雜劇和散曲,這是兩種接近口頭語言的新的文學形式。著名的雜劇作家關漢卿、馬致遠、王實甫都是大都人,他們的作品《竇娥冤》、《漢宮秋》、《西廂記》等反映出當時大都話的面貌。元代周德清的《中原音韻》是根據元雜劇的用韻編寫的,書中歸納的語音(聲母、韻母、聲調)系統已經相當接近今天的北京話。中原,原指長安、洛陽一帶,這時的中原已經擴大到以大都為中心的廣大北方地區了。

明清兩代的共同語稱作“官話”。明代初年,明太祖朱元璋擔心讀書人“拘于方言,無以達于上下”(使用方言不利于上下級溝通的意思),命人編纂《洪武正韻》并頒行天下,這是官定的以北京語音為標準音的語音標準!肮僭挕钡拿Q出現在明代中葉!肮僭挕笨梢越忉尦晒賳T在官場上說的話,也可以理解成是大眾公用的話,因為“官”有時也當“公共”講,如圍棋中雙方均未占領的地盤叫“官”,因而有“收官、官子”之說,舊時稱“公路”為“官道”,稱“公共廁所”為“官茅房”!肮僭挕泵Q的出現標志著現代漢民族共同語的早期形式初步形成。當然,官話還沒有明確的定義和統一的規范,只要是不說家鄉話,改說官場里通行的話就算是說官話。由于官場上通行官話,所以文人墨客也愿意學說官話,以會說官話為時尚!肮僭挕鄙踔炼加辛藗mandarin的外國名字(據說因為滿清官員都說官話,所以mandarin是“滿大人”的音譯)。外國人稱官話為mandarin,葡萄牙傳教士稱滿清官員為“滿大人”,于是連“滿大人”說的官話也叫“滿大人”,mandarin就是這么來的。

電視劇《雍正皇帝》有這么一個情節:廣東一潮州籍的巡撫向皇帝進貢荔枝,太監把剝開外皮的荔枝果遞給皇上,皇上手持荔枝肉問巡撫:“有核兒(húr)沒有?”巡撫答:“wú!被噬习牙笾θ鈹R進嘴里,一咬,荔枝核兒硌得牙生疼;噬洗笈骸半迒柲阌袥]有核兒,你怎么說‘無’?”巡撫嚇得夠戧,說不出話。旁有懂得潮州話的人趕緊解釋說:“皇上,這潮州話就是把‘有’叫做wú,咱們的‘無’呢,他們叫做móu!被噬想m然生氣,但由此聯想到官員不會說官話太耽誤事,于是下旨要求廣東、福建的官員要說官話。電視劇字幕告訴觀眾這是歷史上第一個推廣普通話的官方文件。

頒布命令要求廣東福建的官員說官話,這是史實。雍正六年八月甲申日(公元1728年9月9日),雍正在招待朝廷官員的宴席上,專門對官員要說官話一事發出訓諭。訓諭說:官員每每異地任職,不講官話而用方音,結果是“官民上下語言不通”,老百姓“不能明白官長之意”,“胥吏從中代為傳述”,“添飾假借,百弊叢生”,“事理之貽誤者多矣”。因此他要求各級官員在執行公務的場合(如陳奏、宣讀、審斷等)必須使用官話,不得“仍前習為鄉音”。他還責成方言障礙特別嚴重的廣東、福建兩省的督撫“轉飭所屬各府、州、縣有司及教官,遍為傳示,多方教導,務期語言明白”。雍正皇帝是個明白人,他也注意到,語言問題固然重大,但又不是一蹴而就的事,于是他又指示說“語言自幼習成,驟難改易,必徐加訓導,庶幾歷久可通”。

雍正這篇上諭的正文有355字,對官員為什么要掌握官話、什么場合應該使用官話、怎樣才能學會官話等問題闡述得相當到位。如此明確地要求“公務員”必須把共同語作為公務用語,這在歷代皇帝中的確是第一人。在這片上諭發布之后,朝廷決定在廣東、福建兩省各地設立“正音書院”、“正音蒙館”(相當于現在的普通話培訓班),向讀書求官者進行官話培訓。當時甚至還有“舉人生員貢生不諳官話者不準送試”的規定。由于福建比廣東的方言阻隔更加嚴重,所以福建在這方面做得比廣東更認真,因此今天普通話在福建的流通程度高于廣東,與此大概不無關系。

     在雍正之后的乾隆年間問世的《紅樓夢》可以看作是當時官話的范本。如果你覺得讀《紅樓夢》在語言上沒有多大障礙的話,那么我們就可以認為《紅樓夢》的語言就是200多年前的普通話,或者說是普通話的前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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